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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反映,城固县在开展“县长直播带货”活动中要求帮扶干部每人最低消费50元,有强制消费嫌疑。针对此事,5月9日晚,城固县委宣传部回应,《关于举办“县长直播带货”助力脱贫攻坚的通知》中“要求全县帮扶干部通过线上下单或线下认购的方式,购买直播带货农产品每人不少于50元”的要求是错误的,在此向全县帮扶干部和网友表示歉意,并坚决杜绝在消费扶贫中给干部职工下任务、搞摊派的错误行为。
官员直播带货的目的主要应急促销。不管是平常时期的产品积压,还是非常时期产品运不出去,按部就班的做法来不及,官员直接上阵,利用政府的公信力背书,利用民间的慈善力促销。比如,疫情期间,多地掀起官员直播带货热,湖北官员为湖北优质特产“站台吆喝”,通过线上带货的形式,帮助当地企业复工复产。这仍是“店小二”的职责,是服务型政府的担当。因此,官员直播带货,带的是公信力、慈善力、示范力,这也需要继续如此用力。
这时候,要特别警惕官员直播带货带权运行的危害。像城固要求帮扶干部每人最低消费50元来为县长直播带货“捧场”,就是一种危险动作。当然帮扶干部并非不能买货,但要根据自己需要自愿买货。否则,哪个官员直播卖货,其所管辖的干部都要“被自愿”捧场,一旦上行下效,官员直播带货就变味了,甚至因为带上了权力,而损害政府公信力,滋生腐败的元素。
官员直播带货的另一个目的,在于相关官员通过直播带货,通过搜集网友的意见和建议,从而扬长避短、查缺补漏,帮助农民或企业调整产品结构,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帮助他们完善产品的标准化程度、质量水平、可追溯等链条结构;帮助他们打通产品出去的“最后一公里”。如果把精力过度放到直接经济效益上,反而容易忽略了这些更重要的方面。相比而言,通过卖货返回信息,这比一时的经济效益更重要。
当前,直播带货成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新模式要有新思维,而不是新模式带老套路。政府重视直播带货,官员示范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还在于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力,政府更多地在服务上给力,在监管保障上给力,让网红直播带货行稳致远。比如,有的地方官员参与网红直播带货,在带货过程中普及相关法律、消费知识。“小朱配琦”直播带货推销湖北产品,把李佳琦的市场号召力和朱广权代表的央视公信力结合在一起,这都是有益的探索。
对此,各地在直播带货方面,不妨尝试从制度化上予以保障和促进,为直播带货装上“红绿灯”,既防止权力的滥用,也力控网红的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