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年）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与吴三桂进行一片石战役。战至四月二十二日，吴军渐渐不支。吴三桂乃降于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两军联手击溃李自成，主将刘宗敏受伤，急令撤退。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逃到京城，仅三万余人。
山海关大战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称帝，怒杀吴三桂家大小34口，次日逃往西安，由山西、河南两路撤退。临行前，火烧紫禁城和北京的部分建筑，七月渡黄河败归西安，弘光元年（年）二月，弃西安，经蓝田，商州，走武关。
大顺政权败亡之迅速，让人瞠目。短短八个月的时间，连续败退，已经占领的根据地，全部丧失，多年的转战成果都化为烟灰，又回到了没有根基流动作战的基本盘。
顺永昌元年（年）四月，是大顺政统治的全盛时期。大顺版图，东自山东，西至甘、宁，北沿长城，南达淮河、长江以及川北一带，掩有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仅山海关除外)、陕西整个北方五省。再加上西北方面的甘肃、青海、宁夏一大片，与川北的保宁地区，湖广省荆州、襄阳承天、德安四府，以及江北、徐淮地区，占有了当时中国的一半以上。
明末农民战争形势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常态，中国的农民起义最后鲜有成功者，大多数是被地主或官僚阶级摘取了胜利果实，真正意义上成功的农民起义，中国封建历史上，仅有两次，一次是秦末农民起义，各方割据，最后由起义军的刘邦最终击败了项羽，建立了统一的汉王朝。还有一次则是元末农民起义中，红巾军的朱元璋最后击败了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等割据势力，北上讨伐蒙元，攻占大都，建立了统一的明王朝。其中，朱元璋还创造了由南方统一北方的，中国古代历史的奇迹。
朱元璋可是，为何大顺政权为何败亡如此迅速，要知道李自成所部，与明政府军鏖战数十年，战斗意志坚定，战斗水平优良，为何建立政权后，反而远没有了当初的顽强，反而屡战屡败，丢城丧土之迅速，令人咋舌。吴三桂的投降只是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在于大顺政权的根基极度不稳，而它的主要领导们反而极度乐观，变本加厉。
其一，是攻占北京后，迅速的腐化堕落，不团结地主阶级，反而对他们进行严刑酷法，残酷盘剥。大顺军入北京之初，兵不满二万，李自成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京城秩序尚好，店铺营业如常。但从二十七日起，农民军开始拷掠明官，四处抄家，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城中恐怖气氛逐渐凝重，人心惶惶，“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牵魏藻德、方岳贡、丘瑜、陈演、李遇知等，勋戚冉兴让、张国纪、徐允桢、张世泽等八百人追赃助饷。”谈迁《枣林杂俎》称死者有余人。李自成手下士卒抢掠，臣将骄奢，“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
大顺军于占领区皆设官治事，首为追饷，例如在城固县，“贼索饷，加以炮烙”；在汾阳，“搜括富室，桁夹助饷”；在绛州，“士大夫惨加三木，多遭酷拷死”；在宣化，“权将军檄征绅弁大姓，贯以五木，备极惨毒，酷索金钱”四月十四日，西长安街出现告示：“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定于本月二十日立东宫为皇帝，改元义兴元年。”
李自成追赃助饷其二，是根据地建设的轻视、混乱，提出了“均田免粮”口号，却发动不了农民，无法有效的组织生力军，基本全盘接受前明的基层统治盘，导致统治基础太过于薄弱。导致后期进攻乏力，防守不足，这些投机分子见势不妙，立刻反叛。
其三，前期缺乏远见、骄傲自满，大败后又丧失斗志，只想据守陕西。在山海关大战的前期，没有集中兵力，忽视了满清的虎视眈眈，在没有解决主要防守问题时，反而进一步分兵进攻山东，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在一片凯歌声中滋长了骄傲轻敌的思想，对于随着明王朝的土崩瓦解而必然出现的满洲贵族的武装干涉，缺乏清醒的估计。这首先表现在，大顺军渡河东征时调集的兵员不够。当时，大顺军兵力总数在百万以上，但平定西北地区后派驻各地的军队数量过多，占领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后，又在各战略要地分别驻军，使兵力进一步分散。
而在山海关大败后，李自成已经丧失了斗志，在北京尽快举办登基大典，而后西撤仓惶，将所获金银运往陕西，自己也一路南下西进关中，使得山西河北的诸多精锐守军，人心涣散，很多高墙坚城不战而降，在削弱了大顺军队实力的同时，极大地打击了李自成的威望和人心。“自成聚刘宗敏、李过于宫中，拘银铁诸工各数千，盘敛库金及拷掠所得，并金银诸器。熔之，千两为一饼，中凿一穴，贯大铁棒，凡数万饼。括骡车数千辆，与马骤、素驼数千匹，装归陕。”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顺政权的败亡是必然的，但它败亡的速度，让人瞠目，清军的入关成了压垮骆驼最后一捆稻草。大顺政权承担不起抗击外族的历史使命，它在满清入关和南下中，几乎毫无建树，它让人惋惜，只是因为在民族国难之际，在万众期待中登上了舞台，却在一片唏嘘中仓惶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