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王子今中华读书报
近年丝绸之路史研究成为学术热点。以丝绸之路史为主题的学术刊物已经相继出现了多种。丝绸之路史、中西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方向的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高密度地集中面世，但是大多注重断代研究、专题研究，包括具体的交通路径、历史事件、往来方式，以及闻人与文献的考论，或涉及和丝路文化交流相关的外交史、战争史、民族关系史等。张国刚著《中西文化关系通史》作为长时段的比较全面的综合研究的成果，正是学界所需求的可以扩展考察视野，实现宏观分析，补足相关学术认识的论著。
《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张国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年10月版
《中西文化关系通史》有上下两卷。上卷副题“从张骞到郑和（年以前）”，下卷副题“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年-年）”。论述年代跨度如此之大的“中西文化关系”，如马克垚先生所表扬，“体大思精，资料丰富，条分缕析，论证细密，实为不可多得之佳作”（序二）。陈高华先生也有这样的肯定：“全书高屋建瓴，资料充实，分析细致，多有创见，在内容安排与论述思路上都很有特色，不同于以往的中西交通史或中外关系史之类的著作。”（序三）荣新江先生也指出“撰著一部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张著实现了这样的学术作用，即“给读者一个中西文化关系史的整体面貌”（序四）。
对于前张骞时代的东西交流，《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参考了考古学研究获得的实证认识，指出：中国最早培植了粟和水稻，“同时，西方培植的小麦沿着塔里木河、河西走廊传到了中国”。马车西来，“很可能也影响到了殷商的马车及其式样”。青铜铸作技术由西而东传入，而中原青铜礼器的制作，其实是一种“再创造”，可以看作“冶金技术本土化的范例”（第7页）。周穆王西行见西王母故事，“说明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对中亚及西亚地区已经有了一些历史地理知识”，黄河流域与葱岭以西地区“早在公元10世纪之前已经有了比较牢固的联系”（第12-13页）。《山海经》《淮南子》等文献中，也透露出中原人对西方地理人文知识的片断信息。张国刚介绍，“公元前1世纪出现的希腊文Thinae或其晚后的拉丁文译名Sinae/Sina，其音译为‘秦那’‘支那’‘支尼’‘秦尼’或‘秦奈’，而这个希腊文名词还可追溯至更古老的时期。”一种意见认为，这是“秦”的译音。明末入华耶稣会会士卫匡国最早在《中国新地图集》中提出的这一认识，“得到20世纪许多学者在赞同，如伯希和、季羡林、饶宗颐，但是他们做了一点修正，认为此‘秦’应指战国时的秦国，而非一统中国的秦朝”（第18页）。我们看到，在《史记》《汉书》的记录中，西汉时期西域人称汉人为“秦人”，通过新疆拜城《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关城诵》石刻得知，东汉西域人仍然称汉人为“秦人”。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可以助证“‘秦那’‘支那’‘支尼’‘秦尼’或‘秦奈’”可能是“秦”的译音的推定。
《中西文化关系通史》指出，“对于西方另一个有关中国的称呼‘赛里斯’（Seres），则大家都普遍认同就是指中国丝绸。”（第19页）“有些学者认为希腊词Seres和拉丁词Sericum的语源当为Sir。Sir的来历，或如上文提到的观点，是‘丝’之音在中亚地方被加上单数后缀的结果。”“或有人认为，Sir是‘缯’‘绢’或‘蚕’的对音。”（第21页）
《中西文化关系通史》作者张国刚教授
张骞出使西域，开创了中西文化往来的新纪元。正如《中西文化关系通史》所说，“西汉时期张骞通西域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西交流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并对后来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第31页）。张骞西北出使获得的历史性成功，司马迁称“凿空”。其首要意义，是开拓了交结西域地方的正式的交通路径。汉武帝封张骞“博望侯”，肯定了他的功业。“博望”名号成为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形成了长久的历史纪念，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张骞之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史记大宛列传》）。年8月湖北鄂城出土一件汉镜，铭文有“宜西北万里富昌长乐”字样，体现了当时社会对“西北”远方建功创业有所成就的预期。所谓“博望”指示的方向，正是“宜西北万里”所体现的当时社会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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